亚美体育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金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1]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中国的警示[J].时事资料手册，2007，（5）.
[3]张红梅.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但是，19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再次蓬勃兴起。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各国纷纷拆除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在“发起-分销”等新商业模式下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如果这一模式的某一方面出现问题，融资功能完全丧失，整个经济体系都陷入危机，难以自拔，本轮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正是金融自由化及混业经营的恶果。由此给我们的教训和警示是，我们必须反思目前我国正在推行的金融企业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控制问题，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些食洋不化的所谓“市场自由主义者”鼓吹并推行的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的理念和及其做法。
第二，“金融创新”要与金融监管同步。世界金融业过去10年间的高增长率主要由两部发动机驱使:廉价信贷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一直是美国的长项。“次级贷款打包”、“次级债券”等都是美国的发明。在美国政府主权信用的担保下，全世界投资者都被“忽悠”进了美国通过金融创新设立的次级债市场，为美国房市提供了繁荣的动力。“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既孕育着机会，又意味着超高风险与之共存。华尔街金融海啸给我们的教训和警示是，金融衍生品是国际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为了金融创新而创新，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创新产品，更不能仅仅是为了满足大金融机构的赢利需要而创新，创新要更多地考虑中小投资者可接受、可操作、可控风险的需要。在发明、运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之后，金融监管应立即随之跟上。
第三，金融市场开放要更加的谨慎。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钱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钱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通过计算机系统的瞬间操作，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交易就可以完成。随着中国开放的日益深化与扩大，金融领域受国际金融负面影响的传染机率大大提升。作为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还有待健全，监管层管理金融市场的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金融企业国际化的经营能力还不强，在这样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开放程度必须与我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相匹配，与自己的市场发育程度相匹配，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自己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否则，只会陷入“全球化的陷阱”。
过去两年，美国政府应华尔街的要求在各种场合不断敦促中国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帮助我们看到了华尔街的本来面目，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要太快地实现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在监管制度不完善，会计制度不成熟，客户透明度不够高的情况下，过快地实现金融自由化，是很危险的。金融开放不能忘了保护自己，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有必要，但国际化不等于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对于一个金融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设置相应的市场准入很有必要，对试图进入本国市场的金融业务进行区分，加以限制，这不是封闭市场，而是必要的自我保护，也可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四，管理好国民财富，对外金融投资要慎之又慎。截至7月份，我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178亿美元，为第二大持有国。事实上，在我国拥有巨额以美元计资产的外汇储备情况下，我国的投资方向似乎已被美元“绑架”。当下的情况是，所有以美元计价的投资产品都存在贬值风险，或者已经踏上贬值之路，几乎每天都在损失，如何管理好数以万计的美元资产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得中国金融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真金白银”恐怕要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且不论中司之前投资美国黑石公司的损失有多少，到目前为止，公开披露的中资银行拥有的雷曼相关资产大约有5亿美元，除此致外，据《财经》杂志报道，中资银行还持有巨额表外资产，其中包含QDII理财产品在内按全口径统计的数字达数十亿美元。如今华尔街危机尚未见底，如果其他大型美国金融机构破产，中资银行最终的整体损失还难以估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人民生活改善的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巨额损失应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境外金融投资的高度风险性，美国以其美元霸权地位对世界各国财富进行掠夺的本质。今后，我们要管理使用好来之不易的外汇国民财富，一方面，对外的投资要更多地倾向于购买我国缺乏的石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对外金融投资要慎之又慎，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境外投资特别是金融投资的审查制度和问责制度；另一方面，要把有限的财富积累用到急需的国内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要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并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和人民币的国际债券业务，要坚决顶住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压力，停止人民币单向的升值。中国需要稳定的汇率、需要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就可能会操控在投机资金手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的国民财富就会不断的贬值。
第五，政府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要及时作为。保持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责无旁贷的职责。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完全的市场自我调节在应对危机时失灵的现象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在发达国家里，政府加深干预正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经济爱国主义”浪潮有所抬头，甚至超越了“自由市场”这一纯粹的概念。反而是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食洋不化、照抄照搬所谓的市场化原则，“政府减少干预，让市场自我调节”占据主流，其恶果在一些国家已经显现。
去年以来，面对此次次级债危机的突袭，向来自称是市场经济规则捍卫者的美国政府却几乎毫不犹豫地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高调出手向市场投放货币，包括承担挽救倒闭金融机构的债务负担，稳定市场的信心。9月18日，美联储(Fed)与英格兰银行、欧盟银行、加拿大银行、日本银行及瑞士国家银行达成共同协议，表示Fed将以隔夜拆借和短期贷款方式向全球各大央行提供1800亿美元资金，从而保证这些央行能向各自的商业银行提供短期美元贷款。除上述涉及到与Fed签订共同协议的数间央行外，包括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亦开始了向金融系统注资的“救市总动员”。
这充分说明，世界上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当一个市场需要运用政府的行政资源来强行扭转市场运行轨迹的时候，总是这个市场出现了严重问题，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已经很难疗治市场的创伤，因此政府必须及时有效的进行干预。华尔街金融海啸用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能过分相信“放任的自由经济”的“隐形之手”，即使是在市场高度发达、市场主体高度成熟的美英等国家，市场机制依然存有巨大漏洞。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和自身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的内外环境条件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要重视对金融市场安全稳定运行监控、干预和救助。中国政府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政策有助于资本市场重新恢复信心，以避免股市动荡对整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
1979--1992年的市场自发模式一，国有银行自发发卡二，经营管理分散三，开放国内收单品牌市场1986年发卡后，中行就在1987年3月，10月加入MASTER国际组织和VISA国际组织，并成为MASTER亚太区董事会成员，发行了长城MASTER国际卡。四，市场供求不平衡1，市场需求不足2，市场供给不足3，商户开发是重点4，创新是主流1993--2001年金卡工程实施后的政府推动模式一，政府出面改善收单环境1，明确目标2，狠抓重点3，统一标准4，联网通用水平提高。一是系统内联网，二是系统间联网二，宏观管理加强1，政府重视2行业管理加强三，微观管理加强1成立专职管理部门2，增加机具设备投资pos机近30万台，1996~2001年年平均增长38。2%四，创新活动增多1，借记卡迅速成为主导产品2，准贷记卡迅速步入成熟期3，贷记卡进入摸索阶段4，储植卡昙花一现5，外卡收单规模扩大五，国际化程度高1，国内卡走向国际2，国际性收单品牌垄断国内市场六，国产机具设备制造业实力壮大2002年以来的政府全面主导模式一，政府主导收单网络建设1，中央政府重视。银行卡联网工作得到中央政府重视。2002年，中央政府出面成立中国银联公司。2，地方政府支持二，产业监管加强三，信用卡发行全面起步四，国际化全面展开1，向外资开发国内市场2，进军国际卡市场。一是在境外发卡，二是在境外建立收单网络和推广收单品牌五，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六，增值服务增多
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必要性：一，产业竞争力低下1，发展水平较低2，竞争力较低3，面临外资挑战
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优势：一，产业基础好1，规模大2，市场集中度高3，银联网覆盖率大二，结构合理1，产品结构合理2，组织结构合理三，技术含量高1集中式处理2，自动化服务3，高技术大量运用四，产业经营管理经验丰富1，管理经验丰富2，监管水平提高3市场化程度高
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潜在优势：一，经济快速发展二，大国市场优势明显三，国家大力支持四，劳动力资源丰富五，调度全球化产业资源的能力高
促进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政策建议：一，制定以信用消费为核心的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二，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三，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四，加强政府监管力度五，加快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六，大力推广银税pos机七，积极发展卡外收单业务八，巩固银联网的地位九，推动银联品牌的国际化
本文结论：通过对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演变历史的比较分析,结合当前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现状,本论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产业发展模式的地位重要。2，政府在信用卡产业发展的作用巨大。3，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4，新形势下我国采取“政府领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打造输出型收单品牌”的优化发展模式。5,提出了促进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政策建议。
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结合、数量经济模型分析、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案例分析以及制度分析等等，正因为这些方法及工具的存在，金融学才具有了科学性及严谨性。但当前从世界范围看，在整个20世纪中，金融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呈现出急剧的狭窄化和形式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90%以上的文章采用的是文字描述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及现象；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代数、积分、计量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等在一些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已超过了90%。一些极度崇尚数学的金融学家们认为，通过建立相对于现实世界简化的模型，然后再对模型进行分析和讨论，来呈现这种精确性和严谨性，而不再去过多的考虑该模型对于现实世界的预测和解释能力，这使金融学逐渐成为一门“纯技术学科”，更加关注数学建模的完美性，而不再是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了。
但金融学并非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其最终目标应该是为了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及结果。一些一流的美国金融学杂志对于这种数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对于大量来自各国的论文采用是否有数学模型作低成本的筛选，这使数学成为一种金融学及经济学的学术标准、一种范式和一种时尚。
这种数学的风潮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中国最优秀的经济类学术期刊《经济研究》，是广大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坐标，但纵观近些年发表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学模型及推演，即使有些文章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或者仅仅是为了新模型的引用生拉硬拽的套在中国的数据上，也是可以容忍的。这让很多长年从事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困惑，他们认为，经济及金融学说史以及对于现实经济历史的学习已不再重要，研究上不再关注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发展，一篇精美的数学文章就足以代替了。这种数学的蔓延危害极大，所谓过犹不及，其发展不仅会极大的抑制研究人员及学者们的创造力及新思想的诞生，也会对在校研究生们的研究理念、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研究生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与水平的集中体现，是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的重要展现方式。近些年，金融学研究生论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可否认，这与金融学课程设置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研究生课程在改革之后，与国际知名财经院校的课程设置逐渐接轨，加入了数理金融、博弈论、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重要课程，这使学生掌握了科学研究最有力的工具，对于深入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人从2006级数百篇金融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中随机抽取数十篇，经过认真的阅读及思考，发现虽然论文质量相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但形势也并不乐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所谓科学性是要求论文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要精练不可含糊其辞，大部分研究生论文达不到以上要求。这是由于研究生论文的写作时间往往很短，平均是3～6个月，研究生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详细的阅读、分析和筛选资料。论文的创新性是要展现研究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事实上大多数论文要么是材料堆砌，要么过多借鉴别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大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由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很多论文中都仅仅是“某人认为……”的格式，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再就是论文中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抄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了，不管其正确与否。这部分能力的缺失是研究生教育致命的问题，解决不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前途令人担忧。
有些研究生并不清楚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论文中存在多处规范化方面的问题亚美体育。有的论文没有导言、研究背景和意义，有的论文没有文献综述，有的论文内容摘要写得像引言，有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形态各异。这些都体现了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输入之后要有输出，论文是输出思想的重要形式，因此，研究生若是不了解写作规范，就会影响输出的效果，而使研究成果大打折扣，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在抽阅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80%以上都使用了复杂的数学模型，20%左右的学生通篇论文都是数学模型鲜有文字表述，95%以上使用了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在对数十位研究生的访谈调查中，85%的学生认为“数学模型”非常重要，是衡量论文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准，仅仅有20%的学生认为“解决问题及解释现象的能力”至关重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认为，如果在毕业论文中没有使用数学模型，而仅仅是采取规范分析的方法，那么不仅论文的成绩会很低，答辩的时候也会很不讨好，甚至有的想继续深造的金融学研究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本科学数学就好了”。这些情况表明，数学的倾向已经在高校的金融学教育中蔓延，学生们知道投资组合、公司财务等一些课程可以旷课，但金融数学、计量经济学、博弈论一定不能缺课，瘸了这条腿论文写不出来，甚至毕业都成问题，这是高校金融学专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问题是学习并运用这些工具对于研究生们来说是件好事，因此论文从表面看来，水平很高，高深的模型，复杂的推衍，有些连导师及答辩老师都看不懂，但细究起来，很多此类论文的学术价值很低，甚至是毫无价值。一些是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的东西，没有任何推进，一些是根本和中国国情完全不配合的模型，最终的结论也与现实背道而驰，一些甚至是和研究的问题不太相关的模型，生拉硬拽地用在论文中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严重的数学倾向带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重新树立学生的研究理念，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数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工具其作用又是什么。
金融学研究生论文存在的问题正是研究生教育弊病的反馈和缩影。因此，总结金融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对于每一位高校教师，都是当前刻不容缓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国内舆论认为研究生教育质量在不断下降。其实不然，究其关键是在于研究生培养目标不明晰。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每一位学生对于自己的将来都有准确的定位，有的学生是想提高身价和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而有的学生是在金融研究方面感兴趣，想在未来从事金融学术研究工作。对于这两类学生，学校制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刀切”的方法。像在美国纽约州的研究生教育就是分为两类，即从事科研工作的学术型/研究型人才（M.A.、M.S.等）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专业应用型人才（M.B.A.、M.E.等），其教育效果良好，可值得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借鉴。这样不仅能使那些期望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接受正规的科研训练及准备，又使研究生教育不再是培养少数研究人员的精英教育，而具有职业及专业培养的大众意义了。
研究生课程设置要多元化，当今科学研究呈现学科交叉的特点，因此多元化的课程设置是趋势，但并不是泛泛而学，要注意重点突出。一定要设置工具类的课程如计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统计软件应用、博弈论等，这就好比挖土需要工具，用手挖掘效率极差，但工具只是提高效率的手段，并非最终的目标。因此，对于理论的深化学习就更为重要。一些高校金融学院将资本论及金融学史等课程砍掉，是极不明智的，从史学中能了解各种金融理论发展的背景及脉络，从经典的资本论文献中汲取的是深度的精华和营养，这些课程都不是其他课程能够取代的，新思想的创造及理论的提出离不开这些理论课程的学习，否则学生们的思想将变得空洞无物。
（三）引入研究生论文指导课程，全方位介绍研究生论文写作目标、规范；鼓励思考，增加集体讨论时间，通过小论文及演讲方式传递思想。很有必要改变传统的单纯讲授的教学模式，组织课堂讨论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还可以调动学生学习论文写作的积极性，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对于研究生会有一定的压力，他们必须要在课后大量的阅读文献资料才能有所讲、有所悟，但教学效果比“满堂灌”的传统方式效果要好得多，能够大大提高学生对科研动态和方向的敏锐度，提高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才符合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标，我们要培养的是能思考、能判断、能解决问题的高素质的研究人才和专业职业人才。
[1]杨继成，陈艳春.研究生论文写作教学改革探索[J].教学研究，2006，（9）.
[2]赵婷婷，代寒灵.研究生教育中研究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探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3）.
[3]王玉德.也谈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原则——兼论研究生论文和本科生论文的区别[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10）.
计论文的成败与否，因而有很多原则要领，如必须“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白居易)等。作为金融论文的选题，除了需遵循一般原则外，还需要注意它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金融学术论文对专业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些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但无实践经验，阅历浅；有些学生有着较强的实践经验，但专业理论基础不是很扎实；有些可能在这两方面都稍显不足。因此，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
2．量力而行原则。选题一定要充分考虑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观条件主要是指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等。如果论文选题连自己都不感兴趣，是不可能写好论文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与科研能力，则最后成文都会很困难。实践证明，勉强为之的题目，也是不可能出成果的。客观条件是指占有资料的条件和指导老师的条件。该原则的基本精神是：（1）选题宜专不宜全，宜小不宜大，应扬己所长，避己所短。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
(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借助这些文献资料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拥有友量翔实、—韦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金融学科中关键问题的小题目，而且是自己有一定的认识基础、感兴趣、有体会的，并占有一定材料或能够比较容易取得所需材料的题目，只要抓住其要害，深入本质，科学地给予剖析，从各个角度对其精确论述，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就可望成为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
每个人从事金融研究的基本条件都有所不同，但必须在坚持上述选题原则的基础上，寻求适合自己的基本条件的选题，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确定选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
1．出于满足个人兴趣目的。即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手确定选题。如果自己对金融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比较有兴趣，或在实际工作中自己就从事假账甄别工作，就可以针对金融信息真实性问题，从金融信息真实性的标准、现实经济中金融信息失真的原因、解决对策等全方位或就某一方面展开论述。’
2。热点问题追踪法。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金融工作提出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一阶段都有该阶段的热点话题。如前一阶段的金融委派制问题、2001年上半年的金融准则制订权问题、现阶段的金融师诚信，等等。选择热点问题的最大好处是比较容易取得相关的参考资料，而且选择途径较广，既可以是新闻媒体，也可以是报刊杂志，还可以是专家研讨等。
3．边缘学科交叉法。即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金融学科相结合，利用金融学科自身专门方式方法，为其他学科和金融学科自身发展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4、对比分析法。通过对几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几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认识事物。如我国借款费用准则与美国相关准则的比较研究、股份合作企业与合伙企业金融核算的差异、中美注册金融师管理制度的研究、企业合并的基本金融方法及其比较分析，等等。
5、延伸法。进一步加深对某个课题的研究，该方法要较全面了解已有的相关论文，并在那些论文所阐述观点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深化，避免泛泛空谈。如预算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探索、对金融委派制新认识，等等。
6、补差法。对所研究的领域中尚未研究或研究不充分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难度较大但学术价值也较大。
7、新角度法。即对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或改变大家都采用的方法而寻求新的切入点。如模糊财务评价问题、财务工程学初探、从财政和契约关系的特征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审计、信息不对称与审计，等等。
一般来说，主题确立之后，就会自然地进入考察或搜集、整理资料的阶段。也可以说，这是论文写作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有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位演化的学科，经济学的进展方式是：考察资料、形成假说、检验假说，就经济运行情况取得有时是勉强一致的意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金融论文的撰写程序。由此可见，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考察或搜集资料的重要性。
有了资料，论文才可“言之有物”。其实，大家平时就要注意搜集、积累和占有材料：凡是你觉得特有利用价值的，就应把它搜集起来；积累材料要下大力气，花苦功夫，日积月累；占有材料应务求其多，力求其详。当我们选定一个题目后，再进行目的性、针对性更明确的搜集，紧紧围绕自己选定的主攻任务，时时联系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去搜集那些有典型意义的与自己确定的中心论点关系最密切的材料。资料搜集与整理的主要工作是：
1．要围绕自己的论题，到各种金融期刊、经济期刊、相关论文集、金融报表、金融年鉴、以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搜集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论文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要全方位”的原则，即考察资料时，不仅要考察国外资料，而且要考察国内资料；不仅要考察当代的资料，而且要考察历史的资料；不仅要考察外国学者的有关资料，而且应该和必须同时考察中国学者写的有关资料。也就是说，必须围绕着论文主题要尽可能地考察或搜集相关的资料。
同时，尽量“要上机”即搜集资料时动用现代的计算机设备来处理信息，如通过互联网寻找所需资料并下载。目的是最大可能地节省时间，节约成本。
2．对搜集到的材料认真加以鉴别，区别出真伪、主次、轻重，表面和实质，典型和一般，本义和旁义等，真正做到理解材料和吃透材料，以便有重点、有计划、有目-酌地加以利用。经过筛选，有的资料可用于总论点，有的用于分论点；有的用于叙述，有的用于论证；有的加以详细阐述，有的用于旁证补充，以使论文充实丰满。
3．消化搜集来的材料，即做到认真刻苦研究，实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特别是对于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见解，要采取严肃科学的态度，合理借鉴或以此为起点开展新的研究。通过这一过程就可以对掌握的材料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是能否为中心论点服务。
4．数据处理。数据是金融论文写作的重要资料，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详细列出有关数据；对某些数据根据需要进行整理和运算；保留科学的有代表性的数据；运用图表显示变化的规律和在不同变化条件下的数据状态；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论文观点或中心议题就是作者在文章中立起的“靶子”，是文章论述的对象，是文章的中心。中心确立起来后，作者就应围绕中心展开论述，并由中心按一定的逻辑向外扩散思路，最终又要向中心聚集并总结出中心思想。文章的论说阐述切不可脱离中心。
一般来说，在论文中提出观点或议题，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直截了当，或是间接揭示；是反问，还是设问；是引证，还是归纳事实，这部分内容在文章中基本上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在把握素材后，就应探索形式，选准论文的表现角度。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表现角度可选择：（1）领悟精神、深刻剖析。即对一论题作前后左右的“面面观”，多方位地而又深入地论证。如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原因探析之类论题就可以采用这种形式（2）抓住一点，重点阐发。即抓住某一薄弱环节，着重讨论，阐述己见，如论金融交接工作的不规范性问题、政府委派金融制不可取之类论题，可选择这种。(3)针对论争，解疑诘辩。选择有争论的论题，比较各种不同论点的优劣，树立自己的观点，如不要把金融职能无限扩大之类，(4)选准“靶子”，批驳陈说。即将某文或某书中的错误论点作为“对立面”，指出其不足之处，在批驳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写“也谈税务筹划——与xX同志商榷”之类。
论文的表现角度选准之后，就要拟定提纲。提纲是论文的骨架，它起着疏通思路、安排材料、形成结构的作用。提纲有详略之分。我们一般要求尽量撰写详细的提纲，目的是：其一，通过拟定详细提纲，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展现出来，同时也检验了所掌握材料是否充分；其二，通过详尽的大纲，指导教师更容易指导；其三，详尽的大纲通过后，成文就相对容易，只需把大纲在内容上按照一定逻辑结构添加内容就可以了。
拟提纲一般应先粗后细，先大后小，由略到详。即先把大的部分定下来，确定大段标题，再斟酌、明确每个大部分的小层次(即小标题)，再依次深入，经过周密思考，反复修改完成，论文的提纲拟就以后，就应以纲统目，以说理为主，必须有虚有实，把抽象的道理与具体形象的比喻以及典型事例有机地结合起来，即结合实际实例去作有步骤的层层逼近的科学论证。同时，大纲一定要实现：(1)明确论文的具体布局，要以总论点、分论点搭起框架结构，否则论文可能会显得三乱。(2)内容的表现上，要遵循逻辑思维规则展开全文。金融论文一般可有多种结构形式供选择如并列式结构、递进式结构、分总(总分)，式结构、综合式结构、散论式结构等。
提纲编写就绪后，文章的撰写就进入了写作阶段，即对研究成果进行具体描述阶段。金融论文的写作应达到如下要求：
(1)容易理解。金融论文是表明作者观点的，要想把论文所包含的信息无障碍地传递出去，必须做到观点明确，结构得当，叙述准确。对于中心论点，是文章要刻意用力的地方，而不能平铺直叙。凡是在比较晦涩难懂的地方、有所创新的地方、给出结论的地方，一定要讲得很详细，要讲透。转述的、人所共知的地方可简明扼要地讲。论文质量高低取决于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有无真知灼见，有无新意，道理是否说得中肯深透，而不在于篇幅的长短，在基本达到对论文的字数要求的情况下，以行文简洁为标准。
(2)引用要得当，注释要清楚。为此，要讲究引用与注释的方法。引文与注释可以在页尾注明，也可以在文尾注明，并且尽量提供大的信息量，以便读者查找与核对。
(3)表与图的运用。由于表与图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借助它们常常可以使语言文字很难表达清楚的多种要素间的定量或定性关系一目了然，而且可避免文章表述呆板，因此，要合理采用。
高质露的金融论文是改出来的。当初稿写成后，往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时如果时间允许，可以采用一种效果比较好法修改文章：冷处理。先把初稿搁一搁，待脑子冷静下来再去修改。
看论文所采用的例证材料是否充足，是否都能用来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服务，不充足的要进一步充实，是观点问题还是所选材料问题，是否达到论文字数的要求，对于离中心论点较远的内容应该删去。
检查论述的先后顺序是否得当，是否便于推理；各大段下的小段落是否需要小标题，有的是否应归属其他大段等。通过调整，使之合理、严密。
要字斟句酌，捡查用词是否准确恰当，是否合乎语言习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是否协调，合乎逻辑；语言要鲜明生动。
改稿的基本要求是：一要确切：题文一致，标题和内容吻合；二要简洁：概括得当，简练明快；三要生动：新鲜活泼，引人注目；四要适度：明确的科学态度。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线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金融，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不良贷款数字远远大于“一逾二呆”。[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线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让许多金融负责人感到头痛。有些人试图尽快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它们提出了四个途径：
首先，能不能靠银行本身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银行大部分都是要求商业银行准备专项损失准备金，逐步打消坏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2002年1月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1年实现利润266亿元。显然，这是最近几年内最好的成绩。可是，就是把这些利润全部投入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还不到不良贷款的1%。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率太低，使得它们缺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倘若要求四大商业银行靠自己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不知道要多少年。中国对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规定和呆帐核销制度过于严格，应当逐步修改。有关银行所得税的一些规定也应当调整。
其次，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目前的财政状况，由于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要增加发行国债来填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第三，在世界上有许多银行或者金融集团都上市了，可是他们的案例却很难照搬到中国来。外国的上市银行不少，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有高有低，但有这些上市银行都有通过坏账拨备等方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内部治理结构尚未理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条件尚未成熟。
最后，如果试图开动印钞机，多发行货币来解决银行不良贷款，这纯粹是“饮鸠止渴”。在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国家试过了这个办法，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例如，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央银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在1946~1947年期间，大陆的金融状况不错。1947年，军队在山东莱芜战役中吃了败仗。要求扩编100个师。没有钱，就印钞票。中央银行官员指出，再印下去，金融体系就要完蛋了。老蒋不予理睬。在他看来，反正是完蛋，还不如赌一把。如果打胜了，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在征兵的时候，马上就有钱发，似乎问题解决得很容易。但是，人们马上就发现，手中的钞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5位数。以前买一头牛的钱只能买一个烧饼。金融体系的混乱使得的后院马上就起了火，民心丧尽。在大陆滥发货币，颠覆了自己，唯一的好处是当时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也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在蒋经国还算有先见之明，他在台湾保留了不同的币制系统，切断了恶性通货膨胀蔓延的途径。
对付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时间。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不仅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体制转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量不良贷款的问题。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绝对不能急于求成。其实，只要操作稳健，国有银行中的不良贷款并不那么可怕。解决不良贷款的关键在于：
举个例子，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线年后，GDP将增加为目前的136%，10年后增长为当前的200%。
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或者说不良贷款现有帐面数额不变，假定通货膨胀率为8%，那么，物价水平上升使得不良贷款所代表的购买力逐年下降。经过5年以后，不良贷款总额就将降低为72%；十年以后降低为47%。尽管不良贷款的帐面数额并没有变化，但是它占GDP的比率将逐步下降。
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例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这说明，只要能够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哪怕是不良贷款高达GDP的25%，也不要紧，过10年以后就好处理了。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例子。在1985年，有些人强烈主张要深化改革，消除由于双轨制所带来的扭曲，放开价格。在1988年的上提出了一个“价格闯关”的计划。结果，还没有来得及闯关，市场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连涨不已。通货膨胀率很快就超过了24%。最后不得不暂缓价格改革，把许多部门的价格重新控制起来。在当时看来，要放开价格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到了1994年，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民营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日趋上升，市场机制逐步健全，计划内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少，政府控制的计划价格变得无足轻重了。不知不觉地价格就放开了。有的经济学家说，当初闯都不敢闯的价格关，结果，用不着闯，混过来了。
闯价格关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宏观经济上，稳定的宏观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有些在当前很难处理的事情，只要经济持续发展，水到渠成，过些时候就好办了。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上，不用着急，千万不要指望通过银行上市捞笔钱就能解决问题。
对于银行的稳健运行来说，资本充足率确实非常重要。要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可以增加分子或者减少分母。增加分子就是注入资金。当然，如果能够注入资本，应当尽量注入。不过，如果一时有困难的话，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呢？减少分母同样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减少分母就是逐步降低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量。目前中央银行决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小城市中撤出来，将业务集中到中心城市。收缩战线必然可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人质疑这一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