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面对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问题突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成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深入分析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与国际金融治理创新，谋划促进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成为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有关精神的重要内容。
（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强调，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金融自我循环，就会缺乏物质基础，形成金融自我强化体系，出现盲目扩张无序扩张的现象，最终出现庞氏骗局等巨大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是金融工作的本源和初心。要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就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深化金融改革，摒弃制约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解决资本体外循环等问题，让金融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二）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洞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重要趋势。新时代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必须紧扣高质量发展的新规律、新要求，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打通资本在生产、分配、流通金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淤点，助推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助推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培育增长新动力。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三）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促进的。习强调，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劳动创造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就深刻阐释了资本自我循环无法自我创造价值的深刻逻辑，资本与劳动力结合促进社会再生产，才能不断做大经济蛋糕。
一方面，劳动力较为丰富、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及管理水平低下，成为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通过大规模招商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重要手段，体现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大规模资本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资本边际效亚美体育应递减的挑战，缺乏稳定回报的金融体系面临着风险升级的问题，房地产泡沫、资本市场泡沫等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动力转换，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实现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反过来也不断缓解潜在的金融风险，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作用不断增强。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亚美体育。金融这个关键词，在二十大报告中出现了十次，金融相关的战略部署主要体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部分，明确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即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上述内容突出党的二十大对金融风险的重视，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理顺金融监管体制，消除金融监管盲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就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以强化金融监管改革促进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避免金融资本盲目扩张，是促进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金融监管改革，处理了影子层层嵌套及不规范的同业、理财及表外业务等问题，对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互相交织的风险进行排查。不断推动平台经济金融发展相关制度改革，着力解决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促进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更加健康运行。金融市场资管新规、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不断出台，市场秩序不断修复完善，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在稳步提升。当前，我国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动中国人民分支机构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金融机构改革，逐步构建治理金融乱象、提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的金融机构监管体系。
（二）以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减少杠杆率高位运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我国全社会的杠杆率在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较快上升，杠杆率高位运行制约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杠杆率高意味着债务负担较重，债务偿还压力增大，微观主体盈利能力下降，制约政府、企业、个人扩大投资和消费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通过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模式为社会融资，那么杠杆率会越来越高，促使微观主体的金融空间不断缩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金融制约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股市等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企业可以更多通过股市融资，促进社会融资结构优化，有助于去杠杆稳杠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金融新空间。
（三）以金融科技创新改革，发展金融新业态新模式，为促进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机制。伴随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不断推进，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金融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金融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数字金融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数字金融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出现，数据安全风险增大，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现象频发，金融消费者保护难度加大，限制竞争问题凸显；数字金融对信用货币体系及传统金融秩序产生冲击亚美体育，并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当前，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加速演进，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创新不断提速。强化金融科技创新改革，分析新业态的发展模式、发展趋势，加快研究与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金融管理模式，出台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推动国际金融治理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国内高效金融市场的支持，也要通过深化国际金融资本跨境合作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这就需要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总体上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等两大支柱。长期以来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等四种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份额中占据90%以上的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集团等机构的运行中拥有重大事项的否决权。然而，当前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上升至50%左右，美国主导G7掌控国际金融霸权的体系缺乏代表性，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发展中国家金融话语权亟待提升，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
（二）顺应“去美元化”趋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去年以来，自俄罗斯遭受美国制裁而采用卢布及其他货币结算之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提出采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去美元化”浪潮愈演愈烈。阿根廷、俄罗斯等不少国家在提出减少美元交易结算的同时，也强调了人民币在交易结算中的使用，这既是对人民币在世界主要货币中竞争力的肯定，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多数国家重要贸易伙伴的客观选择。在此背景下，加快探索人民币国际化新方法新路径，特别是探索如何在我国贸易顺差背景下构建对外持续输出人民币的机制，对于满足海外人民币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有助于推动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我国金融话语权及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经贸合作亚美体育。
（三）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平台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宏观金融政策协调机制。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体现了世界各国的深刻联系及溢出效应的巨大冲击，宏观金融政策协调极为重要。对于融入全球经济的开放经济体，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会导致经济结构或者经济总量发生变化，由此将对与之紧密联系的经济体产生影响，受之影响的经济体会发生变化，从而再往外影响其他相关经济体，最终会传导到诸多国家乃至全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构建了二十国集团（G20）的治理机制，G20还组建了金融工作组，并且不定期召开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讨论金融热点问题，成为重要的宏观金融政策协调平台。但G20仍然没有秘书处等常设机构，G20在协调中也面临着效率下降的问题，国际金融协调难度越来越大。对此，需要更加重视推动国际治理平台建设，可以考虑加强地区治理平台建设，倡导实施负责任的金融货币政策，避免货币出现竞争性汇率贬值等问题；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宏观政策沟通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