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来一场思想启蒙,运用现代思维,从未来看现在,才能支持科技创新。”2023年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在2023外滩金融峰会上如是说。
在张晓晶看来,金融和科技创新,这两者之间都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是跟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关联。
如何判断科技创新这样一个新事物?过去传统思维是,“现在”是所有“过去”累积的结果,包括劳动价值论,商品都是物化劳动,都是“过去”累积的结果。而金融思维,特别是现代金融思维,是“现在”,是“未来”的资本化。就是一定有预期、有贴现、有未来在里面。那是一个“上帝”,在“未来”在看我们。
张晓晶说,金融支持科创,要回到基本常识,要尊市场经济规律。经济发展,要把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要金融。
金融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特别要强调,发展金融和发展实业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不是说一发展金融,产业就空心化了。美国科技那么强,没有金融的支持,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要破除隐性担保、兜底幻觉和所有制歧视,亚美体育要完善金融在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强调(金融改革)是市场化的金融。
除了尊重市场规律,还要认清楚科技创新的规律。有时候,科技创新过程中,一会钱不够了,一会大家都投机了,为什么?“过犹不及”是怎么产生的?因为这是科技自身的规律。
这里特别强调,一个,从技术发明到技术采用,有一个实质,就是你发明出一个东西、想产生好的效果,看到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索洛悖论,可能不容易,它有个时间限制,这个时滞从几年到上百年。第二,最重要的是,它会呈现一个J曲线,意思就是初期生产率会被低估,后期会被高估,因为它大量使用了无形资本。比如一开始,使用了人力、物力,搞出一个发明,一个软件,那是产出,但因为很难被测算出来,所以作为分子的产出被低估了;而到下一个阶段,发明被应用了,有很高的生产率的提高了,但作为投入,又被低估了。
所以前期被低估、后期被高估,就是生产率J曲线,过程中会发现,前期资金投入不够了金融,后期投入多了,也就是所谓“过犹不及”。
认识到这一点,在整个过程中,前期政府应该介入,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后期要适度监管,不能有那么多投资潮涌,然后“一窝蜂”,今天元宇宙明天ChatGPT。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科技发展自身的规律。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无论是今天的会议讨论,包括后续还有两天的讨论,亚美体育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且大家谈到金融的时候,觉得最需要做、最能做的,似乎就是支持科技创新。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不同的城市、政府,都在做一些支持创新的工作,包括“合肥模式”“深圳模式”“杭州模式”“中关村模式”,雨后春笋一样,有很多,大家都有不同的模式。我们也在总结。这有个好处,就是地方政府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地方竞争。过去的地方竞争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今天的地方竞争也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所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通过地方探索,一定能找出好办法,可以学习硅谷银行、以色列,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
但今天我更想说的是,越是在这个情况下,越是应该有一些理论的思考、冷思考,而且应该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因为具体到一些细节中,很可能忘却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伟民主任提到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最大一个经验是什么?就是市场化改革,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而且能解决很多问题。
今天我讲的冷思考,很大程度上就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要来一场“思想启蒙”,来一场认识论上的革命。
首先,为什么金融可以支持科技创新?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对科技创新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你会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对金融体系而言,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基本功能是什么?就是给风险定价、识别风险,然后配置风险。正是因为这两者之间都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是跟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关联的,诺斯讲了,“任何制度其实都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金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做得非常好的一块。
所以,由于金融和科技创新之间是由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决定的,所以什么样的体制能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一个金融体系,识别风险,风险定价以及配置风险方面具有优势,那科技创新方面就能占优。什么样的体系、哪个国家的体系具有这样的优势?
接下来我讨论中国的情况。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不断地讨论,从理论、实践上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识别风险、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恰恰是我们的软肋,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提到过这个词,这是我们最弱项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四位一体”的赶超模式。“四位一体”,很清楚,就是几个重要的主体:国有企业具有结构性的优势;地方政府既有发展的责任同时又面临软预算;金融机构体制性偏好,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兜风险,兜所有的风险损失。这个“四位一体”说明了一点:金融资源的风险定价和合理配置,并不是主要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它扭曲了风险定价,风险定价不对当然信号就不对,信号不对金融资源流向就不对了,流向了公共部门。
这是非常简单的几个数。简单估算,企业债务里,国有企业现在占七成左右,这是2018年的数,到今天更新了,大概占7成左右。再看世界各国,特别是G20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债务对比的情况,G20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比私人债务是90:149,中国是反过来的,160:110,完全倒过来了。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进行反思,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也不要过于片面,并不意味着支持创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不应该发挥作用。我们也提到,包括各国政府引导基金,包括马斯克的Space-X,其背后有很多政府订单。所以,政府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政府作用的发挥,要以不损害市场决定性的作用为前提。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说明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要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
这是金融体系的软肋。那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大脑”,意识上的软肋。
如何判断科技创新这样一个新事物?过去传统思维是,“现在”是所有“过去”累积的结果,包括劳动价值论,商品都是物化劳动,都是“过去”累积的结果。而金融思维,特别是现代金融思维,是“现在”,是“未来”的资本化。就是一定有预期、有贴现、有未来在里面。那是一个“上帝”,在“未来”在看我们。从那个维度,我们才知道科创的价值是多少。所以,我们要根本地改变这样一个传统思维,需要来一场“思想启蒙”。
费雪说,如果没有任何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就不可能有资本价值;资本价值取决于“未来”,而不是“过去”。这是真正的认识论上的革命和思想启蒙。正是因为这个革命,我们才找到了金融支持科创的理论基础。因为当下金融对科创的支持取决于未来科技创新成果的预期。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中美金融支持科技的差距,首先就是在认识上。从历史角度,曾经拥有的角度,过去传统思维就是这样,对科创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要银行抵押、上市门槛、营业收入、利润等,还有可参照的行业的平均市值、平均PE。但颠覆性的创新,它会有自己的同行吗?会有所谓历史参照吗?都没有。所以,要增强科创评价标准的包容度。其实我们现在上市标准,包容度比起美国要差很多。“几页PPT(轻资产)可以获得融资,不能被当作笑话,而应该是认识科创的新思维”。
回到杨主任讲的,金融支持科创,要回到基本常识,要尊市场经济规律。经济发展,要把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要金融。金融就是一个附庸吗?完全不是。
4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恰恰表明,你把金融从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出纳的地位解放出来以后,它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一个位置以及可以发挥它的功能,才真正促进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它能动员资源,促进经济赶超,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特别强调一点,我们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镜像(mirror image),就是对它的反映,就是一个“面纱”而已。
金融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特别要强调,发展金融和发展实业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不是说一发展金融,产业就空心化了。美国科技那么强,没有金融的支持,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要破除隐性担保、兜底幻觉和所有制歧视,要完善金融在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强调(金融改革)是市场化的。
接下来,除了尊重市场规律,还要认清楚科技创新的规律。有时候,我们科技创新过程中,一会钱不够了,一会大家都投机了,为什么?“过犹不及”是怎么产生的?因为这是科技自身的规律。这里特别强调:
一个,从技术发明到技术采用,有一个实质,就是你发明出一个东西、想产生好的效果,看到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索洛悖论,可能不容易,它有个时间限制,这个时滞从几年到上百年。
第二,最重要的是,它会呈现一个J曲线,意思就是初期生产率会被低估,后期会被高估,因为它大量使用了无形资本。比如一开始,使用了人力、物力,搞出一个发明,一个软件,那是产出,但因为很难被测算出来,所以作为分子的产出被低估了;而到下一个阶段,发明被应用了,有很高的生产率的提高了,但作为投入,又被低估了。所以前期被低估、后期被高估,就是生产率J曲线,过程中会发现,前期资金投入不够了,后期投入多了,也就是所谓“过犹不及”。
认识到这一点,在整个过程中,前期政府应该介入,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后期要适度监管,不能有那么多投资潮涌,然后“一窝蜂”,今天元宇宙明天ChatGPT。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科技发展自身的规律。
再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创新,如果是真正的颠覆性创新,一定会面临失败,所以我引用马斯克一句话,“如果没有失败过,说明你还不够创新”。真正的创新,一定会面临很多失败。
那我们这个社会无论微观还是宏观,如何容忍这个失败?微观上很清楚亚美体育,企业特别是国企,容错机制是相对比较弱的,民企好一些。关键是宏观,宏观的容错机制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把“金融风险零容忍”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经济、金融的波动实际是金融发挥功能的重要实现形式,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
比如,价格机制,怎么发挥作用?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所以,我们必须要容忍失败,社会、企业的宽容度都需要提高。当然,监管包容性要提高。
最后,非常重要的,当金融支持科创的时候,我们只想着科创有没有足够多的金融支持,而没有想过度的金融力量会不会让科创的方向发生改变。
今天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全球都在讨论通用人工智能、ChatGPT,而现实生活中也能看到,凡伯伦上世纪就提出了,随着金融发展,生产和技术法则会局部屈从于金融法则。那技术发展如果完全由金融或市场推动,就会偏离最优社会目标。比如大量的投资追逐后期治疗药物的研发,癌症药物的研发,但不关注前期预防性药物的研发,这个效果并不好;AI也是,现在AI应用更多的是在替代人,而不是赋能于人,我觉得这是需要纠正的。
这是《奥本海默》电影的海报,上面是核弹。我们的科技,尤其是新的、颠覆性的科技,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核弹,它对人类带来的风险我们其实无法预知,今天还不完全清楚。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放慢采用这种技术的速度,渐进地采纳路径是最优的。当然,很多人在做模型,但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损害到底多大,所以我们可以让社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学习,放慢脚步,进而掌握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的破坏性的知识和信念。
如果所有部门,全社会、全球都采用了新的技术产生了灾难,那当中许多人是无法回撤、无法避免负面社会后果的,因此,我们需要政府、社会和科学共同体进行干预,加强国际合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到中国来,谈的第一件事不是气候变化,而是人工智能,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全球合作监管,成为了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当然,科技治理也包含了金融治理,我们不是说国际谈判解决问题,金融方面的治理也能有利于避免这样的情况。
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可能有一大堆,但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第一,金融体系的软肋在风险识别、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上,我们有严重不足。第二,思维上、理念上,有严重的不足,缺乏现代的思维,导致对科创的评价是不适当的。
解决的方案。第一,要来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要运用现代思维,从未来看现在,才能支持科技创新。第二,要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交给市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消除担保、最后政府买单等。第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金融不是跟实体经济亦步亦趋才是最好的,而是应该独立地发挥它的功能。第四,要尊重科技创新的规律。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规律,根本不知道怎么用金融来支持它。第五,建立容错机制和包容监管。第六,加强国际合作。这里面的监管,也是需要的,但要审慎监管,要认真地看,要放慢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和采纳速度,同时国际之间要合作,因为面临着对未来的发展有这么大风险的技术,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在一起好好商量讨论,怎样能增进全人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