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末，我国住户存款余额约为121.18万亿，首超全年GDP的121.02万亿。在存款余额逐步提升的当下，如何科学利用超额储蓄，优化配置结构，实现预期的回报，成为了普遍的疑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资本市场将迎来蓬勃发展，个人理财也将在新阶段明确发展方向。

　　海外发展经验表明，利率与GDP增速高度正相关。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大部分行业都将陆续进入成熟或衰退期，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随之下降，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受资本边际回报率影响，将随着GDP增速的下降而呈现逐步走低的趋势。

　　同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发展，各国普遍采用降低基准利率的方式，以刺激居民的消费。自2016年初，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调降至-0.1%，在刺激国内的消费的同时，也推动银行向外贷款。

　　在全球经济已进入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代，原央行行长认为：中国不是不可能进入负利率，只是尽量避免快速进入负利率时代。

　　近20年来，我国利率水平保持震荡下降的趋势。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年前的11.35%降至当前的1.50%；自2013年10月建立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1年期LPR也从5.77%一路下降到目前的3.65%。

　　面对我国快速增长的超额储蓄与较为低迷的消费，持续降息或是必然的选择。而随着美国加息周期步入尾声，我国货币政策所受掣肘相对减弱，降低利率具备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本世纪前二十年，房地产经历了一轮长周期的繁荣。2000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2112元/平方，2020年销售均价提高到9860元/平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累计上涨467%，其中，北上广深等地的增幅远高于这一平均数据。房价的上涨使得房产增值成为了过去众多家庭资产增值的主要来源，同时也令房地产成为我国居民配置占比最高的资产。

　　支撑房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我国居民杠杆的不断增加。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数据，我国居民杠杆率（住户部门贷款与GDP占比）从2000年的12.4%，提升到2020年的62.3%。

　　随着“房住不炒”政策实施、居民杠杆率达到阶段性上限，我国房价或进入高位震荡区域，房地产的投资与资产属性也将逐步回归居住和消费属性。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率先自2019年开始震荡下行，相应的，居民杠杆率也由62.3%的峰值下降到今年一季度末的60.3%。

　　在房地产无法提供相对较高收益空间，而面临的波动风险在高杠杆下有所放大的当下，主动降低房地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比例，成为明智之选。

　　近四年来，为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大环境不确定性，不少居民风险偏好下降，选择减少消费与投资，将钱转向确定性强的储蓄。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新增突破9万亿元，明显超过了7.43万亿的新增贷款，居民部门的存贷比开始停下狂奔的脚步。2020年、2021年、2022年居民部门存款新增分别为11.3万亿、9.9万亿、17.84万亿，存贷比也由2021年68.8%的峰值下降到目前的58.5%，调整约10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新增9.9万亿，超过了2019年全年新增的9.7万亿，居民风险偏好的显著下降，推动巨量超额储蓄的产生。

　　超额储蓄不仅修复了家庭资产负债表，也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活水”。在确定性收入预期改善、居民风险偏好提升后，部分超额储蓄有望选择从储蓄存款转换为风险资产。

　　2012年我国居民储蓄创纪录的新增5.71万亿，占当年GDP比重的10.6%，庞大的储蓄为2013年的创业板牛市、2014年的非标扩张、2015年的地产去库存，提供了资金支持。

　　经济环境对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表面是归因于各大类资产的收益表现，而归根到底则由国家的政策方向与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减速、总人口出现峰值、居民杠杆率见顶回落等，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也不再过度依赖房地产刺激。

　　截至2022年底，日本股票市场、国债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三个市场总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27.8%、20.1%、52.1%，美国分别为50.1%、23%、26.9%，而我国的结构是13.8%、4.7%、81.5%。与美日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股市上涨的底层逻辑是GDP的持续增长。巴菲特通过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与GDP的比（巴菲特指标）来判断市场的投资价值，中证全A指数在2008年1月初的头部，巴菲特指标高达118%；2022年10月的低位，该指标下降到62%，均值在90%左右。结合瑞银的预测：我国GDP在2032年将达到225.31万亿元。按照巴菲特指标90%的均值测算，未来十年内，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或将会超过200万亿。

　　与此同时，全面注册制为优质科技创新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扫除了障碍，高风险高回报轻资产的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加持，相对的，我们也能通过资本市场分享我国科技发展的红利。

　　房地产无法再持续高增长、存款与债券收益的不断走低、股票市场的高成长高波动都不能满足投资者获取长期可持续收益的需要。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和市场环境灵活调整股票等风险资产比重，构建波动和回撤相对可控的多资产组合，才能让我们以稳健、理性的心态去应对情绪化、非理性的市场波动，力争实现战胜通胀、保值增值的投资目标。

　　美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由简到繁的印证。从美国居民资产配置增量来看，房地产增量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0-1985年间的32.3%降至2000-2015年的20.9%，而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养老金的配置占比逐步提升，80年代前后是明显的拐点。股票和投资基金的占比从1975-1985年间的19.7%上升至1985-2000年的35.6%，保险、养老金的占比从20.4%上升至25.8%（数据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在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过程中，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在不断加剧。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末，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至负值（-0.6%），老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占人口总数的19.8%，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2017年的11.4%增长到2022年的14.9%。

　　据全国老龄办预测，到2033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通常以退休后收入与退休前收入的比值，既养老金替代率，来衡量退休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世界银行建议，为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金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在《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131号建议，55%是养老金替代率的警戒线。

　　不同于居民杠杆率的一路上行，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在过去20年来逐年下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数据：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在2002年时为72.9%、2011年下降到50.3%，而到2021年，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仅为43.6%。

　　截至2021年底，我国养老金总额为10.2万亿，占GDP的比重为10.4%，同期美国的养老金总额占GDP的比约为184%。

　　具体结构来看，美国第一支柱、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在全部养老资金的占比分别为6.7%、55.2%与38.1%，而我国的三支柱分别为67.3%、31.5%与1.2%。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入不敷出、个人主导的第三支柱刚刚起步是我国养老金缺口加大的主要原因。

　　美国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补充养老金自1978年的415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39.4万亿美元，除了税收等政策扶持外，更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42.7倍。养老金资产通过持有共同基金为资本市场提高了稳定的长期资金，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共同基金提供了丰厚的回报，进一步吸引养老金规模的壮大，实现了养老金、共同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多赢发展。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速，迫使我们迈向自我养老的时代。只有积极拥抱自我养老时代，充分利用三大支柱为养老未雨绸缪，加大个人养老金投入，以专业化的多元配置优化养老金投资长期收益，才能有效缓解养老焦虑。

　　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材料仅为投资者教育，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如需购买相关基金产品，请您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您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投资需注意投资风险，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QY球友会